早在西元前五世紀開始就已經出現以哲學的方法對世界的真相進行探問，這樣的哲學工作就是區別開實在（reality）與現象（appearance），這種哲學工作史特勞德(Barry Stroud)在其《對實在的探求》(The Quest for Reality) 一書中，將它稱為一種哲學計劃， 而顏色在此哲學計劃中通常只是作為用來說明「現象/實在」之分的一個「示例」。 然而，關於顏色的討論，在當代哲學中不再只以「示例」的形式出現，而開始以「正式論題」的面目出現；到目前為止，討論顏色這個議題的文章或專書已卷帙浩繁，或許誠如哈定(C.L.Hardin)所言：「在哲學世界中，著色的時代精神已經來到」。 史特勞德從哲學家們對顏色的諸多討論中，對所謂的哲學計劃提出他的質疑，指出這樣的哲學計劃存在諸多缺失與困難。《對實在的探求》一書中，史特勞德花了很大的篇幅在批評兩個當代顏色立場，一個是傾向論，另一個立場為錯誤論。這兩種理論都屬於顏色的非客觀性理論。 他對顏色傾向論的批評，著眼於傾向論同一命題的必然性之不能成立，以及一致性的問題。另一部份，他對錯誤論最大的批評在於，他認為一個不具有「外在物理對象有顏色」這樣信念之錯誤論者，是無法成功地揭露他人的顏色信念為假，而且也無法指出他人的顏色知覺不過是個幻覺。 但是《對實在的探求》一書中，史特勞德並沒有充份開展他和當代顏色非客觀性理論的論戰；本篇論文主要鎖定當代兩種顏色非客觀論與史特勞德對話，一為以莊士敦(Mark Johnston)為代表的顏色傾向論，另一個立場是博侯申與偉萊曼(Boghossian 和Velleman)的顏色錯誤論。筆者試圖透過史特勞德和莊士敦以及史特勞德和博侯申與偉萊曼之間的論辯來評估，史特勞德對此三人顏色非客觀論的挑戰的成功可能性，並探討是否莊士敦的傾向論與博侯申與偉萊曼錯誤論能免於史特勞德的威脅；最後，本文並比較傾向論與錯誤論之間的差異，並評估二者各自面臨的困難程度之大小。